网易体育7月29日消息 亚洲杯决赛战罢，伊拉克1比0小胜沙特夺得冠军，尤尼斯在第71分钟攻入了制胜一球。这也是伊拉克人历史上首次获得了亚洲杯的冠军。而这次胜利肯定会给国内纷繁的战乱带来很大的帮助，让国内人民更加的团结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虽然雅加达的温度高达30度，湿度也达到了65％，潮湿闷热的天气没能阻挡伊拉克人的进攻。在沙特人面前，伊拉克人从一开始就展现了“战争”的一面，沙特人显得那么的软弱。

赛后，伊拉克总理诺里.阿尔-马里基办公室宣布，每位伊拉克球员都将获得国家奖励的1万美元。

这一天，和平和团结成为国内的主旋律。很多球迷冒着生命威胁走上街头跳起传统舞蹈庆祝，而在这个时候，足球成为惟一的东西，不同年纪的人在大街上一起庆祝、呐喊和跳舞……

据伊拉克警察局的消息，在这种场面下，伊拉克人显示出了强大的团结力量。

很后悔没看那场比赛，但我肯定会为伟大的战乱中的民族而流泪的——任何的民族都会在某种特定的 环境之下展现出空前的团结，而这是可以引起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共鸣的。

上升到民族的精神就会引起共鸣。

　　乱猜“轰-6”打击能力

　　日前，美国空军参谋长迈克尔·莫斯利上将对外宣称，中国空军正在迅速扩张其远程作战能力，它正变得“非常有能力”。莫斯利认为，中国空军将取得超越应对台海事态所需要的能力。

　　虽然莫斯利并未进一步解释未来中国空军远程作战能力到底是什么，但美国《防务新闻》日前的一篇分析文章却为他的这番言论做了注脚。该文认为，中国空军现役的“轰-6”轰炸机已具备对关岛美军基地进行打击的能力。

　　《防务新闻》声称，从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媒体中刊发的有关新型国产“轰-6”轰炸机的大幅照片来看，它们均挂载新式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弹药，这些改进使得诞生于50年前的“轰-6”飞机重获新生，具备类似美军现役B-52轰炸机的诸多功能。目前，普通“轰-6”的作战半径在1800-2200公里，但新的轰炸机可能采用了推力更大的发动机，作战半径可能达到3000公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军官员声称，中国于2004年9月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代号“东海-10”号，射程超过1500公里，可能装备有惯性导航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轰-6”航程加上“东海-10”号巡航导弹的射程，可使中国轰炸机进行防区外精确打击，作战范围覆盖第二岛链，对关岛美军构成威胁。

　　近年来，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大力加强在关岛地区的兵力部署，欲将其打造成美军在西太地区的“力量投送中心”。

　　在空军方面，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经过升级改造，已经能够起降B-1、B-2和B-52战略轰炸机，成为4大海外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之一，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经常在此进行轮训驻扎。

　　在海军方面，美海军3艘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和3艘核动力攻击潜艇，部署在关岛的阿普拉军港，该军港目前正在进行航道与港口疏浚工程，以便能够停靠航母。

　　除了这些有形的战力外，美军还在关岛建设各类弹药库，安德森空军基地还储备了2.16亿升航空燃油，已经成为美国空军第二大航空用油储存基地。

　　军事专家指出，就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而言，美国宣扬“轰-6”能够对关岛构成威胁，纯粹是无稽之谈。从能力上讲，虽然按美国的说法，“轰-6”理论上能够接触到关岛，但是从作战原则上看，轰炸机在行动时，还需要战斗机的保护，战斗机的航程一般较短，需要陆基基地提供跳板，而中国在太平洋上根本就没有空军基地，难以对轰炸机进行防护。

　　另外，美军在第一岛链部署了大量的侦察、预警和监视装备，“轰-6”是一种不能隐形的亚音速轰炸机，体积庞大，一旦出击，很容易被发现。

　　“到了高中，有一次老师让学生写作文，题目是长大后要做什么人，干什么事。那天晚上，那孩子写了整整7页纸，描绘了他要拥有一个养马场的目标。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梦想，还在图上画出了200英亩的牧场和所有马厩及跑道的位置。他还加上了一个4000平方英尺的主楼和200英亩梦幻牧场的平面图。他费尽心机来策划这个项目并在第二天把它交给了老师。

　　“两天后作文发回来了。第一页上批了个大大的‘不及格’，边上还有一行小字，‘课后来见我’。充满梦想的孩子课后去见老师时问道，‘我为什么不及格?’老师说，‘对像你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说，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你没有钱，出身于巡回驯马员家庭，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一个马场需要很多钱。你要买土地，买许多种马，还要为这些马支付各种费用。你根本无法承受。’老师又说，‘你可以重写一篇，目标现实一些，我会重新考虑你的得分。

　　“孩子回到家中，认认真真考虑了一番。他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说，‘儿子，你要自己作决定。不过我觉得这个决定很重要。’最后，过了整整一周后，孩子仍把原来的作文交了上去，毫无改动。他说，‘你可以不改分数，但我不改梦想。’”

　　说到这，蒙提转向来宾：“你们正坐在我的40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我那篇镶在镜框里的作文就挂在壁炉上方。”他又说道，“最有意思的是两年前的夏天，那位老师带了30名学生到我的马场过了一周。老师在离开时说，‘蒙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年轻时可以算是个偷梦者。那些年我偷盗了许多孩子的梦想。多亏你有足够的勇气抓住了自己的梦。’”

　　不要让人偷走你的梦。看准目标，不管发生了什么。

　　（1）我向牧人请教牧羊的学问。

　　牧人告诉我：“一群羊中，我只注意走在最前面的那只和最后面的那只，只有它们与其他的羊不一样。只要管好它们，就管好了一群羊。”

　　我对牧人说：“我也观察到，现实只关注走在人群前面的人和走在人群后面的人，其他的往往被忽略。历史也是如此。”

　　牧人笑而不答，挥鞭远去。

　　（2）一个乡下人在城里亲戚家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住了一宿，又将回到他乡下用土坯砌成的家。

　　临行前，我问他：“城里好还是乡下好？”

　　他说：“城里人富有是富有，但一家人住在三间分开的房子里。其实，我们也不穷，但我和爱人、孩子每晚都住在一起。”

　　这个乡下人叫我刮目相看。

　　（3）有一天，我向智者请教何谓无知的境界。

　　智者说：“给小孩子一个用钻石做成的昂贵的玩具，他会把它与普通的玩具一样来对待，他会玩上一会儿，然后就会把它扔到一边，自己走开了。”

　　我说：“这意味着万物只是它们自身，而知识却是人类自己给万物的一种价值观念。成长意味着接受知识的折磨。”

　　智者说：“无知的境界，就是经常保持童心。”

　　（4）有一天，我问智者：“现在我面前出现了两条路，我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我应该怎样做？”

　　智者伸出他的手，说：“这是我的两只手，现在我把它们摆在你的眼前，你选择砍掉一只吧。”

　　我说：“这是你的双手啊，我怎么能选择砍掉你的手呢？要砍，我只能选择砍掉我的。”

　　智者笑了。

　　（5）动物园里，管理员对一只刚刚送进来的鹰说：“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剪短你的翅膀，让你在露天饲养场自由地走动，甚至还能够自由地抖动你的翅膀；要么继续关在笼子里。”

　　“把我关进笼子里吧。”鹰果断地回答。

　　所以，你得感谢自己被逼，感谢逼你的人，他使你鼓足信心，睁大眼睛，扯去遮蔽你心灵的幕障，发现并挖掘自己的潜能，使你的潜能不至于束之高阁，使它不至于随岁月流失而泯灭，使自己从一个拥有才能而无用的人成为一个拥有才能又会运用才能的人。

2007年将会是怎样的一年？我不是算命先生。但从各种迹象分析，2007年很可能是面对公众的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系列公共关系危机。这种危机，就像传染病一样，从政府、企业、大学，到知名人士，无不波及。举几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对改革的“理性思考”，称领导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理应得到补偿，引起网民炮轰；任志强的只给富人盖房论，使他变成了人们“最想打的人”；教育部官员提出“教育如衣论”，把上名牌大学比作高消费，致使舆论沸腾；接着，几个大学要建高尔夫球场，甚至开高尔夫球的必修课，也引起公愤；当然，还有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称该报对其在深圳的工厂超时加班的报道失实，索赔3000万元，并由法院冻结了记者的财产，引起强烈的媒体反弹，最后被迫放弃官司。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说2006年是公共危机年并不过分。

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出现在2006年？其实，并不是这些事情在过去不发生，而是其引起反响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开始扮演更大的角色，发出更大的声音。可惜，许多人对新的现实缺乏准备，甚至不知所措，所以才引起了公共关系危机。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第一，这些公关危机都是由当事人非常低级的错误所造成的；第二，大多数当事人事后仍然陷入一种自我抵赖的状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以张维迎论，说领导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首先是违反常识。经济学家固然能够用严格的经验事实和数据挑战常识，可他却毫无以事实证明其命题的办法。这种触犯众怒的言论能够堂而皇之地出口，主要原因是他还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在那种时代，公众舆论可以不顾，但干什么事情，与领导的关系要理顺。可惜，在初步领教了公众的力量后，他并不悔悟，搬出来“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的理论，仿佛自己最有学术德操。但是他忘了，他不是在写学术论文，而是在媒体上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使命是说服大家拥护他所构想的改革。而公共政策的成败，一大关键就看是否有公众的支持。把自己弄成个过街老鼠，还怎么能推进自己的目标呢？

任志强则是这种自我抵赖的另一例。我说他在美国做不了生意，他很不服气。其实，你看美国的大公司就明白，哪家总裁成了老百姓“最想打的人”后还能继续做生意？任志强上了电视但因为节目的发展不如己意就拂袖而去，在美国你见过这样的企业总裁吗？他不仅是自我抵赖，而且对自己所引起的公共危机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当然有他的道理:他可以触犯许多人后照样存活。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市场不健康，让他这样的人垄断了过多的权力。同时，老百姓的一些基本权利尚未落实，他冒犯得起。但是，当公众有了足够的权利后，就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环境。其实，变化已经发生了。他的一系列极端言论，引起的民愤太大。这些民愤，当然也对地方政府有压力。从这个角度说，任志强的言论伤害的是本企业的利益，他在这方面是个不合格的总裁。如果是在美国，股东会立即投票让他下台。《纽约时报》最近评论说，过去的企业总裁可以只盯着自己的经营数字，不管别的。现在，这样的总裁只会失败。好的总裁，必须是个政治家，知道怎么和公众沟通。因为公众可以塑造企业的市场，可以影响政府制定的直接涉及企业运营的政策环境。离开公众，就没有企业的良好表现。其实，这又岂止是企业？大学、政府乃至名流，什么不是如此？

过去一提“公关”，脑子里首先想起的是“公关小姐”，觉得这仅是个献媚的职业。原因是权力的源泉在上不在下，不献媚也没有办法。因此任志强版的直言秀，还被看成是难得的品德。但在主权在民的社会，权力的源泉在下不在上。从古雅典的政治家，到今日民主社会的公共人物，对下的“公关”成了基本的生存手段和政治操守。他们必须说服选民、陪审员、消费者。如今中国社会至少在一些领域已经向这个方向移行。那些说网络民意不是民意，说公共舆论非理性的人，代表的不是下对上的正直，而是上对下的傲慢。

我希望2007年不再是对公众的崛起措手不及的一年，而是有更多的人逐渐学会和公众沟通的一年。我希望大大小小的张维迎、任志强们不要再不把老百姓的智力当回事；希望他们最终能认识到:你不能把自己的理念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说服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那并不说明老百姓的素质低，而是你们自己水平太差。我希望看看，在这方面，2007年有多少人能够及格。

波克定理称，只有在争辩中，才可能诞生最好的主意和最好的决定。此语甚是偏颇，并非什么时候争辩都能出真知，正如韦奇所言，即使你已有了主见，但如果有十个朋友看法和你相反，你就很难不动摇。你是老板还是企业家，并不取决你在企业中的地位，而看你有没有企业家的独裁性格。

我们很容易将独裁和独裁性格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独裁和独裁性格是两回事。一个有独裁性格的企业家，他的作用可能相当民主，而一个独断专行的老板虽然外表很独裁，但往往却缺乏独裁性格。任何一个不平凡的人，都需要有独裁性格，没有独裁性格，绝对成不了大事。你能成为老板，只能说明你运气好，并不表示你就是企业家，只有企业家才可以使企业基业长青，只有具备独裁性格才能成为企业家。

什么叫独裁性格？独裁性格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天赋，二是后天环境的铸造。具有独裁性格的人，行事果断，见解过人，意志力强，使命感强，直觉感强，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迅速出击，一战克敌。独裁性格的企业家并不排斥争辩，相反他很欢迎争辩，他也善于从争辩中吸取意见，做出更好的决定。但他知道争辩并不总是有用的，相反，争辩常常会误事。商场如战场，没有那么多时间争来辩去，这时候就要由企业家一捶定音。相信自己的决断是正确的。还有的时候，在会议讨论中，有一位下属的意见与众不同而受到其他下属的非议，如果这位下属的意见的确很杰出，而你却不具有独裁性格，你就会犹豫，乃至从众，否定他的意见而听取平庸的意见。天才注定是孤独的，卓越的思想最初总是被冷落乃至被嘲笑的。一个有独裁性格的企业家，只要他相信自己乃至下属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就会力排众议，坚持己见，绝不动摇。

争辩之所以不一定能出真知，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曲高寡和。所以一个企业家要有独裁性格不是件容易的事，你首先得具有非凡的才能，才大气粗，你才能有独裁性格。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希望今后企业家能有意识的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就能更迅速的培养出你的独裁性格。博学和锻炼固然是不消说的，关键是要破除认识的误区，要知道争辩的前提是假定没有豪杰的存在。你要相信自己就是豪杰，所以争辩对你来说只是辅助手段，而非必须。长期的自我心理暗示和努力，可使你的独裁性格越来越强化，而独裁性格的强化又会促进你才能的增长，这就是潜能的开发。人的潜能是无限的，绝不亚于神灵。通过心理暗示，就可以使自己的潜能不断得到开发。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天天想我是窝囊废，很快你就变成窝囊废了。你天天想我是英雄，我是伟大的企业家，你就能成为英雄，成为伟大的企业家。思想决定行动，行动促进思想，从而改变人生，改变命运。

看过这篇文章的企业家，如果你发现自己具有独裁性格，那么请坚持，请发扬。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独裁性格，而太过依赖争辩，那么你从此就要改正过来，逐渐去掉对争辩的依赖，培养自己的独裁性格，这样的企业才是群龙有首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家才能让员工产生得遇明主的欢喜。

“没有人面临在经济阶梯上跌到最低的危险”。如果这话出自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口，你多少会有些吃惊，对吧。不过这是真的。而且，这还不是他随意的流露，这是他一次重要报告的核心主题。

迄今为止，没有很多人知道，伯南克是一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暗中崇拜者。他现在的讲话至少蕴含了一种象征性肯定，即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正在对市场经济中“社会福利”因素给予特别的关注。

就目前的情况看，“社会”成了一个时髦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过去对此嗤之以鼻的国家。1999年，英国正式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八年后的今天，这个最低限度已上调了50%。不久前，美国也提高了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增长幅度为40%，新的每小时最低工资约合6欧元，同德国工会要求的最低工资相去并不遥远。

过去数年来，英国和美国通过所谓交“负值所得税”的机制实施着由国家对特低工资进行补贴的政策。而德国对此还停留在谈论阶段。前几年，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的时候，恰恰保守总统布什延长了失业工资的领取期限。与此同时，德国通过哈尔茨新法却缩短了这一期限。

社会因素的加大，意味着国家干预成分提高。英国的情况是，自撒切尔时代以来，英国就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而言，国家支出比例将于2007年首次超过德国。美国布什政府则在医疗健康领域做出改革，资助贫困老年人购买药物，这个项目叫做“Medicare”。该项目2008年的国家支出部分将是2000年的两倍。

那么，美国等为首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怎么突然间发现了“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原因很简单：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失败者的数量越来越大，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最有钱的10%自1979年以来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最底层的收入只增加了4%。1%的美国最富有家庭一年的收入等于全部家庭收入的15%。

英美现在做的还称不上社会市场经济，至少同德国样板的距离还相差很远。但事实上英美的行为是在朝向当年德国市场经济理论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当市场经济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悬殊不平等时，有一个机制能够解开不平等的死结，目标是保障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英美的发展趋势有着全球范围的共性。欧盟国家工资占国民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55%降低到47%以下。韩国也有这样的发展。

在德国金融时报主任经济师弗里克看来（Fricke），现在到了为全球化时代创造出一套新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时候了。这个新理论当然不会等同于50年前德国艾哈德发明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但其原理、其本质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一点而言，德国有足够提供经验的权威。

中国近年来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邓小平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正在被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念所取代。打个比喻，或许可以说是从自由竞争理念时代转入了社会有限竞争理念时代，正在从美国走到德国。今年，中国除了人大政协两会外，还将召开中共十七大。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人们认为焦点之一是劳动法和物权法这一劳一资两大法律。这两大法律无巧不成书地反映了社会市场经济的两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中国社会与经济今后的发展方向。

建言社区医疗建设

自古以来医生都是独立执业者，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中国把这些独立执业的医生变成了在医院里分工负责某一个小器官管理的工匠。西医学的引进不仅带来了抗生素和手术刀，还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医疗设备。一时间，人们宁肯相信设备，相信药物，就是不再相信医生了。医生只是开药的工具，没有设备和药物的医生一钱不值，即所谓“西医看门、中医看人”。

其实，西方也经历了一个由社区诊所向大医院发展的扭曲历程，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它们才猛醒。因为国家大量投资兴建的大型医院，并没有创造出奇迹，而是使社会死亡率处于某种“停滞”状态。

在媒体和议员的质询下，流行病学家回答了这个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临床医学时代基本结束了。因为随着和平时代到来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就像工业时代让位于信息时代一样，临床医学时代开始让位于“后医学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的特点是：卫生革命面对的不再是营养不良、寄生虫病和感染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癌症等慢性疾病成了人们普遍遇到的问题。对待这些疾病，医生们发现，没有有效药物可以治愈疾病，只有有限的药物通过持续服用能够控制疾病的发展；行为改变是预防疾病发生的主要手段。

所以患者与医生的配合成为控制疾病的惟一手段。医生必须参与到疾病预防中来，他们必须不断地学习，利用各种医学研究的成果，帮助居民发现并减少生活中的危险因素，这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手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医学院校开设社区医学课程，美国于1969年成立全科/家庭医学会。欧、美、澳都相继不再新建大型医院和医疗中心，并严格控制医院床位的发展，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从而开始走社区卫生服务的道路。

慢性病的发展告诉人们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体是复杂的，历经数十万年进化的人体，其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在短短的20年中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人们不再支出体力，静坐成了人们劳动的基本方式，食品之丰富，只能以热量过剩来形容。而个人的精神压力、竞争带来的愤怒和孤独产生的问题又是自己难以释怀的。

我们的身体难以在一两代人里完成遗传基因的改变，所以身体用疾病的方式把人们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表达了出来。慢性病的低龄化更是凸显了我们这个穷国在20年时间里突然变富后带来的对于健康的负效应。

流行病学告诉我们，大医院的建设其实只是为1.5%的患者服务，大多数人的疾病是不需要到大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的。相当多的疾病，是自愈性和照顾型的。何况我们人体内还具有天然的抵抗力，也需要不断地练兵以适应外界变化的形势。但现代的自我保健绝不是自己看几本书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专门的保健医生给予关心和照顾。结论就是：我们需要那种对我们自己及家庭给予长期关注和帮助的医生——家庭医生。

现代家庭医生也被称为全科医生，他们以家庭医学为支撑，采用连续性保健和综合性保健的手段，结合社会医疗保险的支持，将医生变为居民的朋友。他们不分患者的年龄、性别和疾病种类，综合性地诊疗，连续性地服务，几乎24小时提供医疗咨询和健康帮助，以减少居民疾病的发生为目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居民解决困难，连续地观察和记录，寻找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控制的手段。他们不需要大型设备，但经验成了医生的最好帮手。这是一条经济的、有效的、适宜的和便利的医学发展道路。

我们国家当今的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首先不是来自体制，而是来自认识，是对“后医学时代”的错误判断和没有准备，总是以为发展大医院就是发展科学，结果医学的现代化使我们走上了一条让冰冷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道路，甚至背离了医学要为人们的健康服务的初衷。

错误的发展方向，逼迫医生们放弃医疗中最宝贵的东西，他们不再努力地、综合地分析每个人不同的、复杂的疾病过程，医患关系的紧张更使医生开展“预防性检查”，防止举证时没有证据。而大量分科和分器官的检查，也使医生们走上了一条只有靠卖药和昂贵的检查才能挣钱活命的道路。这是我们看病难和看病贵的真正原因。

医院组织的诞生产生了自己的集团利益，医院运转过程的成本高，更加大了社会成本的支出。就像农业改革一样，一旦用家庭联产承包取代人民公社的复杂运转，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像魔术一样变了出来。社区卫生服务也要像农村的改革一样，走个体医生独立执业的道路，使每个医生对自己的执业资格负责，改变医生只为从患者身上挣钱的状况。

我们的改革，一定要使医生用精心的服务和照顾换来自己的执业威望、高尚的道德和缜密的医术，要让社区医生和大医院结成网络，实现居民看病的双向转诊。哪怕把20%的患者通过社区医生的筛查然后送到远处的医院，而80%的居民看病靠身边的医生和电话咨询就可以解决。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但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的设计是，每个足够大的社区都要根据区域卫生规划搞一到几个社区诊所(或巡诊室)，这个诊所的房屋所有权归地方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由街道代表居民聘请医生。医生通过一年的服务，百姓感到满意，留他继续做，否则换人。

由居民选择医生的标准是：

1.社区医生首先要取得全科/家庭医生的执业资格。

2.有当地卫生主管部门进行的每年1次的例行注册登记，像司机年审一样，对一年中发生过道德问题的医生和重大责任事故的医生除名或罚款。

3.医疗机构按照每1500名居民配备1名医生和1名护士的比例平均分配卫生资源。因为医生比例过高，就会出现医生间为争夺患者而进行的不公平竞争；而医生比例过低，又会出现群众看病难并导致医疗质量问题。国际上的社区医生的标准工作量是1500至2000名居民1名医生。

4.在社区里，居民看医生使用挂“年号”的方法，一年中，低于1500名居民挂“年号”的医生，卫生部门要请他“移地经营”。说明这里的老百姓不欢迎他。

5.大医院的挂号费必须涨价，1次挂号费用必须和社区医生一年的挂号费用基本一致。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社区医生的首诊制。既用行政的手段也要用市场的手段实现“为渊驱鱼”的目标。这样用不了几年，大医院的门诊量将大规模下降，而基层医生队伍的素质也将从大医院的转岗人员中得到补充。

6.社区医生怎样挣钱？首先从对居民的健康教育中挣钱，政府要规定每次门诊的诊疗过程至少15分钟，以完成对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学的评估，物理检查后作出的诊断必须与患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在开出药方的同时开出健康教育处方。因为对付现代病的惟一手段是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偏离行为的有计划的改变，健康教育既是一种低成本的治疗手段，又是与患者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除此别无它法。所以目前各国政府在健康教育方面的投资，主要是投在医生对患者和居民的健康教育方面。因为政府提倡，所以政府要为全体百姓埋单。

其次，社区医生从“年号”中取费。假如每个“年号”价值60元，一年1500人×60元，就是9万元，基本可以维持医生和护士的收入。但他们付出的艰辛也是有目共睹的。除此以外，大量的临床医疗工作，承担预防免疫、计划生育指导、社区康复、心理咨询、专家巡诊，以及在社保局网络监督下正常的医疗费用和药品加成费，均可以成为社区医生的劳动所得。

最后，社会医疗保险部门经过统计，认为因社区医生对居民健康管理得好，导致居民医疗保险费群体性节约，要给予效益奖励。可以想像，那时每个医护人员拿到这笔钱时，他们的心理是充实而自豪的，因为这是自己真正的劳动所得。他们在交纳医生再教育经费和职业医生再保险经费，以及合理上税后，全部所得应该归自己分配，属个人所有。

我们相信，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医生和社区居民的对立关系将得到统一，社区医生将逐渐能够满意自己的工作，也会满意自己的收入，同时能够提供以个人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的满意的医疗服务。实现我们盼望了许多年的医疗与预防工作相结合。

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体执业医生的成本将远远低于大医院的成本，医生对居民诚恳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应该得到回归。我们将用这样的新体制迎接“后医学时代”的到来，迎接现代病、富贵病和社会病的挑战。